《地狱归来》连载(19)

盖世汽车网 2019-04-07

《地狱归来》连载(19)

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著作《地狱归来》第一章 跌入地狱 第三节 我的两个律师团(接上回:被判4年3个月)。以下为文章全文:

一再失信的律师

信守承诺、诚实无欺,是古今中外的社会和商业准则。基于诚信的原则,尤其是在已经支付了充足的律师费的情况下,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我的律师们兑现承诺。然而,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从女皇镇候审监狱调转到樟宜监狱后,我左等右盼,怎么也见不到律师的“大驾光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我苦苦地等待以公平、正义与诚信为职业操守的律师们的到来,一直等到2006年8月——即我入狱后已经五个月,尚未见到他们的踪影。那时,有关当局向我许下的判刑三个月内即被移管到中国的承诺,已经付诸东流。有人又因此说已经确定到入狱后六个月内即被移管。由于我对移管的承诺已失去信心,又见不到律师兑现为我给新加坡领导人去信的诺言,我便自己申请狱方批准我来写这封信。经斟酌后,我决定给李显龙总理去信。经狱方同意,我于2006年8月亲自以中英文起草好了致李显龙总理的信。当我家人来探访我时,我将草稿交给他们转给律师修改,并吩咐他们叫律师来看我。

我本指望这一次律师会来探监,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多次催促他们兑现承诺。现在我已准备好信的草稿,他们只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就行。

然而,再次令我失望的是,律师“大人们”竟无一人前来探监,也没有给我去信说明理由,更没有帮助我修改信件草稿。

当我家人去找他们时,他们只是请家人转告我,要在信中强调我不是售卖股票的决策者这一要点。

对此,令我疑惑的是,既然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不是售卖股票的决策者,而我又显然被有关当局作为决策者给予严厉惩罚,这些律师们为什么不出面替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呢?

2006年10月15日,即我已经蹲监牢6个月25天后,见有关当局所做的在判刑后6个月内将我移管到中国的承诺化为泡影,以及我的代表律师始终没有到樟宜监狱探监,我便将自己亲手写好的信,申请狱方呈报给李显龙总理。当我将这封信打印好呈交给狱方后,他们向我索要了一份软盘。10月30日,狱方请我将该信打印并签名后呈交。至此,该信件算是呈报给李显龙总理了。此后,我又申请将这封信复印一份给我的律师。对此,我感谢狱方及时将复印件交给了律师。

我要求律师对该信进行追踪。这本应该是律师最基本的工作。然而,再一次令我失望与气愤的是,律师仍然置若罔闻,就好像我根本没有请求过,也仿佛他们从来不是我的律师一样!

须知,身在监狱,我对外联系极不方便:不能给外界打电话,与朋友之间半个月一次的访谈,都处于高度的监视之中,对外的每一封信也都受到严格的检查。

还必须了解和体会的是,我深陷囹圄,失去自由,尤其是与家人分离,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用“人生最大的耻辱和人生最大的煎熬”来形容我坐牢的情境,是毫不为过的!而且,与其他囚犯相比,我是从高位跌入谷底的,我始终认为我是无辜的替罪羔羊。这种感受,更增加了我的痛苦程度。

我还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有不少类似我这种遭遇的人员,早在被判刑之前就已自杀身亡了。据有关媒体报道,仅2004年,当我经受公司亏损和面临社会巨大压力的那一年,中国便有13名企业家因生意失败而自杀。

2008年,台湾利宝集团总裁和大陆涌金集团总裁,先后在尚未定罪之时就自杀身亡了。在狱中,也经常听闻有人自杀或自杀未遂。我本人就亲眼目睹一人从六楼跳到五楼的情境;我甚至还亲自去新加坡樟宜监狱医院慰问过一名自杀未遂的中国囚犯。我只是出奇的坚强,才没有像上述那些总裁和囚犯们那样,含冤离开这个罪恶重重的世界而是苟活至今。如果换上了其他意志稍微薄弱的人,仅凭律师这种赚取了巨额律师费而又屡屡失信的行为,恐怕早就愤然离开人世,死不瞑目了!

在以上这些困境与痛苦下,担负着维护我法律权益这一重责的律师们,难道不应该设身处地为我尽到一己之责吗?在我身处的环境下,将我的律师比喻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可以设想,如果一名医生面对一位垂危病人的呼救而置若罔闻,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犯罪呢!

那种无助、无望的艰难困苦,使我“赞叹那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圣经·传道书》4:2、3)

我真的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发自内心地感叹:主啊!您在哪里?

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于2006年11月15日致信给黄律师。在信中,我首先讲明,我开始联系的只是他本人,DLA和另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是由他介绍的。因此,他应该负责解决有关问题。接着,我算明了一笔律师费用,包括没有使用的庭辩费和上诉费用等。我要求他们退还这部分费用。

尽管我所提出的要求是退还未使用的律师费,但是,我的真正出发点,仍然是促使律师们帮我解决判刑不公的问题。

这封信触动了律师们的神经。DLA的王大忠律师和另一名女律师一同来探监,时间大约在2006年12月。王律师先是向我致歉,并说:“我保证,像过去那么长时间没有来看你的情况,今后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以后至少一个月会有律师来一次。”

王律师也向我承诺,他们会追踪我给李显龙总理写的那封信。

王律师还向我证实,仍然有足够的费用为我提供律师服务。

再过不久,黄律师与另外两名律师来探监。黄律师对过去那么长时间未来看过我,也表示抱歉。但他没有解释任何理由。

在那次探访中,黄律师一改过去的口气对我说:“你并非是完全无辜的,你也是有罪的!”我知道,他这么说是想压制我,迫使我不再重提案情与判决之事。其根本目的在于息事宁人,是为了他本人,为了当局,但唯独不是为了我,因为我仍在冤狱之中,替人背黑锅。

于是,我反问他:“你不是曾经致函给检察当局,证明我是无辜的,要求他们撤销全部指控吗?”

我知道,即使他当时劝我认罪,他在法庭上所做的事实陈述和求情,仍然在替我辩护。与其说那是一次认罪,倒不如说是一个变相的法庭辩护。这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在法庭上所做的陈情,至今在网上还可以查得到。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当时潜在的职业良知告诉他我是无辜的!正是基于此,我才在他头一次探监时,便这样直率地反驳他。

听到我这一反问,黄律师愣了一下,然后回答我说:“陈先生,我明白,法官对你判刑过重。我也明白,如果不判你坐牢,只判你罚款,你也可能是接受的。而且,现在判你坐4年牢又是因为你的母公司售卖股票。但是,即使不是因为卖股票判你坐牢,也会以你使用伪造文件判你坐牢,那不一样吗?”

我对黄律师这一说法,尤其是他这种不顾事实出尔反尔的态度,十分反感,但我仍然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因为我想探讨一下,他究竟想怎样解释法官的判决。我于是仍然心平气和地说:“黄先生,以使用虚假文件判我坐牢和以欺骗银行售卖股票坐牢,是不一样的结果。你知道,使用虚假文件的最高刑期为2年。进一步说,谁使用过虚假文件呢?财务部主任林中山甚至都没有将那份文件交给公司审计委员会,也就是说连公司内部都没有使用过,何况社会上呢?而且,我本人使用过那份文件吗?我当时人在中国,怎么可能在新加坡使用那份文件呢?再说,我之所以说那是我本人伪造的文件,其原因是要保护他人和公司以及股东利益。而实际情况是,我根本就没有伪造任何文件!”

听我这么一说,黄律师的态度软了下来。他向我答道:“也许检察官了解到这一内情,所以,没有要求你对这一指控认罪嘛!”

我接着问他:“那么,明明知道我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欺骗一个国际银行高达1.11亿美元,为什么要以这一罪名来判我坐牢4年呢?黄先生,你能相信,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大银行,能够仅仅凭我回答他们的3个问题就拿出1.11亿美元来购买公司的(而不是我个人的)股票吗?”

黄律师回答我:“我不是告诉你的家人,让你在给李显龙总理的信中,强调指出你不是出卖股票的决策者吗?”

我告诉黄律师说:“我已按照你的意见写了。而且,你在法庭上也列举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我不是出售股票的决策者,包括:我不是股票的持有人,我没有出席售股决策会议,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签署售股协议,售股资金是直接汇入公司的,我本人在该公司中没有一股股票,等等。可法官为什么还在其判决词中说我是股票出售的主要推手呢?”

黄律师立刻斩钉截铁地说:“法官的这一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我注意到他说这句话时所使用的英语词是absolutely wrong(绝对错误),其对法官判决错误所表述的立场是十分鲜明而强烈的。

为什么法官仍要强行地判我 4年呢?唯一可以解释的只有一个词,即“强权”!

面对如此明显的不公平,作为我的代表律师,黄不仅没有为我伸张正义,反而屈服于强权,更在探访时试图用“你是有罪的”这句话来逼我就范。公理何在?

在那次探监时,黄律师也答应我要继续跟踪我写给李显龙总理的信,可事实上他做了多少工作,只有天和他本人知道!而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也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有关当局回避案件本身,不愿意解决我的冤情,为了与家人团聚,我便于2007年要求律师替我和家人申请监外执行。这项工作是依照有关当局的指导进行的。

律师于2007年7月给新加坡黄根成副总理去信,提出了该项申请。但很快便遭到了拒绝。于是,Nicholas律师前来看我,他对我说:“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你是外国人,因此不合格。但从法律上看,你是合格的,所以,我们还会继续申请。”

Nicholas还信誓旦旦地补充道:“陈先生,请你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地做好这项工作;否则,假如你得不到监外执行,我们当律师的脸上也没有光彩,是不是?”

可事后我发现,不管我的家人如何催促,律师于此后仅仅写了一封信就了事,并没有花上什么精力。

2008年年初,我与A5监狱的副监狱长再次谈到监外执行的事,他对我说,这方面的门仍然没有关上,律师可继续写信申请。于是,我又托探监亲属催促律师办理,却如泥牛入海,看不到任何希望。

春节过后,律师们来了。当时,我们探讨了很多方案。黄律师对其中的一些方案抱有信心,他还承诺去找一位名叫Philip Tan的巡回大法官,寻求支持。黄律师大概是2008年3月8日前后来看我的。我当时提出于4月内请他们派人每星期来探访我一次,以便探讨各种途径,争取于4月底出狱,因为那时我太太有自杀倾向。对我的这一要求,律师们没有反对意见。我实指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可再一次让我失望的是,4月没有任何律师来访的安排。我向狱方打听,得到的信息是,律师也没有给他们去信申请监外执行。大概是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我收到了黄律师于3月5日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你有具体的要求,请给我、Nicholas或王大忠先生来信,我们看能否给你提供协助。”

基于这封信,我申请狱方批准我回信,再次要求黄律师或其他律师探监,以便共同探讨怎样早日出狱与家人团聚。

经过此前的探访,律师们都知道我的太太已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我儿子的学习成绩已经急速下降,家里其他方面也遇到严重危机;而且,他们也了解,在狱中对外去信(尤其是对律师去信)都是要经过申请、审核等层层关卡的,通信还不如探监那样方便沟通。可是,我的诉求仍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律师们自3月8日之后,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也没有人给我回信。直到6月4日,Nicholas第三次给黄根成副总理写过一封信后,我们之间就再没有任何接触了。这一窘境迫使我不得不再次花钱聘请王律师事务所为我提供法律协助。

在狱中潮湿的黑夜里,我无法入睡。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家中因我入狱而面临的危机,家人因我的痛苦而遭受的痛苦……

“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经·耶利米哀歌》4:1)

接受了巨额律师费的律师,连最基本的法律服务都不愿提供,甚至连他们自身一次又一次的承诺都没有兑现。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是一个怎样无情无爱的世界呢?!

(未完待续)